钱颖一：麦金农与中国经济改革
麦金农与中国经济改革
作者 | 钱颖一
我在1990年秋季学期到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在几个月之内，青木昌彦教授就有一个研究项目要研究各国的银行体制和金融体制，他让我做一个关于中国金融体制的研究。我把我写的论文初稿给了麦金农教授，同他一起讨论，这就是我们交往的开始。他看了我的文章后，对中国在1988年的保值储蓄很感兴趣。后来我知道他为什么觉得这一措施非常重要。
麦金农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观点，中国所有金融学的学生可能都知道，即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天敌是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利率为负，由此导致金融压抑。我在论文里面讲道，即使在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值储蓄使居民存款的实际利率为正。正利率恰是麦金农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坚持的，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他痛恨通货膨胀，这是我最初读他的金融著作中体会非常深的一点。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是通货膨胀。一直到去世之前，麦金农还很坚持的一个观点，但并非主流观点，就是他坚持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浮动汇率制度。这背后的原因也与控制通货膨胀有关。
1992年，他第一次到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我在里面起了一些作用。我特别清楚地记得1992年夏天，我和吴晓灵、麦金农一起坐火车从北京到南京。当时的火车很慢，一路上我给吴晓灵和麦金农做翻译。当然不是简单做翻译，实际上是几个人一起讨论。在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我们去了一些江苏的乡镇企业，到了上海后，我们去了浦东，当时那里还是一片空地，但是上海市的相关负责人向我们展示了一份规划图。从那次以后，麦金农对中国情有独钟。他的很多想法、学术思想和政策建议都有操作性，也容易被中国接受。我仅举三个例子。
第一，他认为在改革的顺序中，财政改革非常关键，应该置于金融改革之前。他很强调改革要有顺序，在他之前，“改革顺序”不太受人关注。我们往往把很多注意力放在金融改革方面，但是作为金融专家的他，却反复强调改革顺序中财政改革的重要性，认为财政改革应该排在金融改革的前面。原因是他通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发现，金融之所以出现问题，产生通货膨胀，根本原因是政府收入不够，所以才需要以通货膨胀的形式获得收入。所以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是密切相关的，没有财政改革为基础，金融改革不可能成功。
他举出东欧转轨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出现很大的宏观不稳定问题。政府的财政问题往往影响金融深化和金融体制问题。主张有顺序的改革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这在他1993年的著作《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金融控制》（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中有详细阐述。
第二，他对中国财税改革提出过一个至关重要的具体建议，对中国的今天有巨大影响，但人们不是很清楚。1994年，我们的财税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引入了增值税，这是直到今天所有税收中最大的税种。在90年代初，我同他对中国税制改革有过很多讨论。在发达国家中，所得税是最主要的。就间接税而言，美国有各州的销售税，但没有增值税，无论是在联邦还是在州，都没有。但是欧洲有增值税。麦金农不是美国人，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在1991年引入了联邦增值税，叫作商品与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他说增值税与销售税在理论上是等价的，但在实际中，从操作角度看，就不等价。
我还一直记着他当时的分析。他说，90年代的中国零售都是小商小贩，还没有大的连锁店，而美国早就全是大的连锁店做零售，所以政府可以在最后的零售环节把税收上来。但在中国要实施销售税，征收成本就太高了。而增值税就不一样，生产者的数目远远小于零售商的数目。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更是难征收。所以，中国应该以征收间接税为主，而且应该以增值税为主。我们在1994年财税改革中，确实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问题是税收太少，通过增值税，彻底改变了这个状态。现在人们讨论的问题是可能税收太多了。这也说明这个改革太成功了。
第三，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假如麦金农今天在这儿，我猜他会说，在做金融自由化、市场化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中国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任何经济模型中，只要加进软预算约束，很多肯定的结论都会改变。因为在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与在硬预算约束下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相竞争中一定会出现扭曲。所以，在把价格参数自由化并加上竞争后，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扭曲，而不是更少。这就是所谓的“次优原理”，就是说，在有某种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纠正另一种扭曲可能会更糟糕。我相信麦金农关于金融改革的观点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总之，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到今天，经济学理论直接或更多是间接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也与中国经济学家的国际交流分不开。
20多年前，在中国能听懂外国经济学家前沿理论的经济学家没有多少。但是现在情况非常不同了。国内已经有了很多受到很好经济学和金融学训练的人。现在国际上的学者说到中国问题的时候，确实不太容易能带来全新的框架和工具。可以说，在我们过去20多年取得巨大进步之后，经济学方面也进入了一种“新常态”。
在这种新的条件下，怎么继续开展更加充分深入的交流和提升，的确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新课题。比如规制问题，或者说监管问题，都还需要深入研究，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我们需要对经济学理论、金融学理论，以及他国的实践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现在我们对概念和名词都知道，对简单的方法也熟悉，比如都会做回归分析。但是，在更深层次，比如模型的含义，特别是跟中国的国情如何结合，到底哪些约束条件是中国的特殊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地方恐怕还非常多。经济学与物理学不同，很少做实验，很多情况不能做实验。怎么办？看其他国家的历史，看中国的历史，看中国的不同地区的情况，会给你提供一些类似从实验中得到的信息。这需要我们以更开阔的胸怀学习各国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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